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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政策篇)

     

发布日期:2018年2月2日  来源:中国农机化导报  作者:王晓宇



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司长李伟国: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机化发展

近年来,在中央“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在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机化水平保持持续快速发展。首先,农机装备总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机装备总动力突破10亿千瓦,比五年前增长20%。在农机装备总量增长的同时,农机市场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近两年,大马力拖拉机销售增幅较大,市场对高效先进的农机需求不断增加;第二,我国农机化水平也实现了新的突破。初步统计,2017年,我国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达到66%以上,5年来提升了10个百分点。我国已经正式由过去传统的人畜生产模式进入到农机化生产的新阶段;第三,以农机合作社为主体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在数量上和服务能力上有了新的提高。据统计,当前,我国农业服务组织数量上大概18.7万个,其中,农机合作社有近7万个。其服务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区域性的适度半径范围内的社会化服务水平逐渐提升。农机化发展围绕着综合生产能力,促使农业竞争力提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农机化发展水平要从中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机化发展还有很多不充分、不平衡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机械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北方平原地区与南方丘陵山区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农机产品供给与配置结构之间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中低端与高端之间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农机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还十分突出。

农机化发展中的不充分与不平衡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机遇。不论是从今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业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现有三农政策发展方向来看,都为农机化发展带来机遇,农业机械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

农机化能够降低我国农产品成本,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同时,能够解决工业化与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劳动力不足问题。农业生产绿色技术发展也需要机械化。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离不开农机化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提高乡村人气。维持提高乡村人气,不仅要改善乡村居住环境,提高乡村经济水平,还要提高乡村从业人员的体面程度,否则就算是赚再多钱,也不能吸引青年人返乡,或者吸引城里人来乡村投资。综上所述,农机化确实大有作为。

未来,我国农机化发展的目标是继续坚持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在推进量的同时,积极提高质的变革。以此来推动农村产业兴旺。总体要考虑5个问题:

首先,以科技创新改革提高农机产品研发制造水平。按照《中国制造2025》行动方案,加快研发高效低耗装备、解决无机可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农机产业整体水平,提高产品质量,解决我国没有好机器用的问题。科技创新涉及到整个科研体制,因此,进一步去完善农机购置补贴,引导提升农机产品质量。

第二,加强农机农艺融合,着力推进主要农作物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抓住薄弱环节技术集成,适应产业结构方式转变。从2018年开始,将开展特色农作物全程机械化试点,以点和面发展突破薄弱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农机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这对吸引年轻人返乡有很大帮助。

第三,整合资源,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比如,建设高标准农田,在验收方面要多考虑为农机作业提供便利。在对丘陵山区宜机化改造时,可以借鉴日本等地的经验,在适合推进宜机化改造的丘陵地区推进改造。整合部门之间的力量,改善农机维修、存放等配套条件。

第四,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小农户与农机化之间的对接。采取政策鼓励服务组织发展,拓展新型经营主体的服务方式和形式。在跨区作业方面探索订单作业、全程托管等多种模式。在未来合作社的发展中,可以拓展其服务范围,合作社在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同时,发展综合农事服务,比如农村垃圾清理、农村道路养护维修等公益事项。

第五,加强培育努力打造高素质的农机化队伍。加强对农机手的培育。在农村打造一批土专家,通过土专家推广农机技术。同时,吸引高素质的人返乡,为农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白人朴:

我国农机化将以高质量为主旋律

2014年以来,我国农机化发展情况和发展环境变化已经传递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息。当前,农机化必须也有条件转向高质量发展。2014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超过60%,这个数字意味着农机化发展已经进入终极阶段后期,也就是向全程、全面、优质、高效发展的转型升级期。从发展环境分析,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GDP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我国三项产业就业结构首次演进为三二一结构,即在社会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最多,比重已经超过40%。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降为最少,降到30%以下。在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大于60%的基础上,2015年农业部开展了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推进全程机械化的主要农作物由三大粮食作物扩大到粮棉油糖九大作物,因势利导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意义十分重大。2017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GDP总量已突破80万亿人民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4万元。在这样的背景下综合分析,农机化的投入量与投入力度都应该加大。

然而,实际上,农机化总投入和农机购置投入从2014年以来出现了连续下降。从农机购置补贴角度来看,有些地区感到补贴力度不够,需要加大,而有些地区宁可不要补贴。这些看似奇怪的现象提醒我们,进入新时代,农机化发展已经从供给决定需求转向需求推动供给。需求侧的变化推动供给侧变革已成为推动农机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引擎,这就是新时代新动能的重要特色。总体来说,我国农机具适应3大粮食作物要求的较多,适应平原地区要求的机具较多,而适应其它作物要求、适应丘陵山区要求的机械都较少。三大作物农机具在有些地区、有些环节已经出现饱和,而适应结构调整、优化升级要求的农机具仍很短缺。部分产能过剩的农机具是卖不出去的,而需求迫切的农机具又未能生产出来,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出现市场总成交量下降,所以,出现农机购置下降,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在新时代,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推进农机工业和农机化高质量发展。结合农机化实际,要重点抓住以下几点:

一是要按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战略安排,抓紧制定出农机工业和农机化20202035和到本世纪中叶分阶段奋斗目标和战略安排。据了解,目前,此项工作农业部、工信部已经着手进行。

二是推进农机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农机制造、流通部门和农机化生产服务组织要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协调推进,共促发展,把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农机制造和流通部门要以提高农机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高质量保障农机产品有效供给为主线,促进实现我国农机制造由中低端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世界级先进农机制造业集群,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打造国际知名的中国农机企业和中国农机品牌。农机化生产和服务要以高质量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为主线,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培育新兴农机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主攻全程化、推进全面化,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使亿万农民有更多的农业机械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是高质量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抓好着力点,打好攻坚战,抓重点,补短板。当前,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的短板主要是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中的水稻,马铃薯;从地区来说,目前,我国农机化水平相对落后地区集中在双季稻区、西南地区、丘陵山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机化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打好这些作物、这些地区的攻坚战,向难处攻坚发力。

四是组织制定农机化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和标准。十九大后,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制定高质量发展标准,农机战线应立即跟进,用新发展理念指导、制定切合我国农机化实际又与国际对接的高质量发展标准。

五是学习精准脱贫经验,加强农机化统计、监测、考评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挤掉水分的精准农机化。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天佐:

乡村振兴为农机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加快构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体系,应切实落实中央要求,保障要素配置,资源条件公共服务,社会事业人才队伍优先向农业农村倾斜,形成支持保护精准有力、体制机制顺畅高效、微观主体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重点应建设健全十个方面的政策制度:第一,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优先保障的财政制度。资金来源要确立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原则;第二,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并重的金融支农政策,扭转农村资金外流趋势,吸引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关键是强化金融支农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覆盖农业农村的信贷担保体系,探索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开展大型农机具和农业设施抵押,扩大农村承包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的财产权抵押试点;第三,建立健全功能互补、保障有力的农业保险政策。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其中,互助型保险立足于防灾,商业性保险立足于保收益。第四,建立健全渠道多元、制度保障的农民增收政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民富裕是重要目标。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多种收入政策;第五,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加快建立可持续的资源保护补偿政策体系;第六,建立健全以改革赋能为核心的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机制。农村土地是农村最大、最具潜力的资源,盘活资源存量,释放资源活力的核心就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第七,建立健全农村人才激励政策。对有一技之长的土专家、田秀才、能工巧匠等农村能人建立认定评价制度,通过对其能力上的认可、经济上鼓励、社会上宣传等方式,激发他们示范带动农民的主动意识和社会责任;第八,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运营管护机制。可在财政奖补的政策推动下,择优选择市场主体实施市场化运营管理;第九,建立健全乡村国土空间资源开发保护制度;第十,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考核评价制度。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农机在农村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农机化问题的核心也是经济问题。农机产品要适合农民的购买能力,才能形成有效需求;农机化到了使用机器比人工合算才能快速增长;农机手有经济效益,才能将其作为职业。各种农业政策、惠农措施为农机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其中,根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简称“两区”)划定和建设工作,划定建设两区11.38亿亩耕地,需要集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能力,集中要素资本,确保有效益,这为农机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据统计,每年农村产生30亿吨畜禽废弃物,8亿吨农作物秸秆,6亿吨生活垃圾。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每年畜禽粪污处理达到75%,基本解决570个养殖大县综合利用问题,秸秆基本全量化利用,这也需要相应的设施装备;农业结构调整也为农机具提供巨大市场。比如粮改饲、轮作休耕常态化、牧草产业化都需要相应机具。

目前,农机市场总体上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常规机具产能过剩,市场饱和。市场供应滞后3年以上,农机市场进入“熊市”,残酷的博弈才刚刚开始。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还未根本突破,有需求无机具。农机服务进入调整升级阶段。过去,机具少,社会化服务需求旺,农机手购买大量机械为千家万户服务。现在,机具增多,变成农村千家万户为自己服务,机具只有使用价值,不再产生经济效益。所以,一部分人放弃农机经营,因此,农机化社会服务重新迎来机遇。同时,已经放弃经营的农机手手中过剩的农机具共享利用将是一篇大文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

小农分化更需“新农人”

数据显示,从2012年以后,乡村劳动力开始少于城镇劳动力,2010年以后城镇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乡村转向城镇。通过第三次农业普查显示,2016年末,全国农业经营户20743万户,比2006年增长6.3%。尽管土地在流转,但是农户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呈现出小农分化的趋势。

小农分化的同时带来农地功能的转变。首先,农地增收功能在减退。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土地经营净收入占比1985年为81%2016年占比下降为38.3%。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占比1985年为62%2016年为26.4%,种植业经营净收入占比为1985年为48%2016年为19.7%。由此可见,单纯经营土地已经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第二,农地就业功能在减退。据统计,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1991年起不断减少,第一产业就业份额2003年起下降到50%以下,2016年下降到27.7%。农村户籍劳动力农业就业比重明显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明显上升。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原本的土地。第三,农地社保功能在减退。随着我国新农合、新农保标准提高,城乡低保差距缩小。综上所述,农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在淡出,生产要素功能在彰显。

早期阶段农村家庭内部农业劳动力绝对过剩,无论“离土离乡”还是“离土又离乡”,家庭部分劳动力离开农业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触发大规模土地流转,呈现一种“人退地不动”的形式。但是现在,随着劳动力大规模离农,农户在村人口发生明显变化,留守劳动力难以或不屑于继续经营小块土地,这个阶段呈现初步“人退地流转”的形式。当前,在农村,农民工举家外出十分常见,呈现“户退地流转”的形式。

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的小农退出存在特殊性和迫切性。首先,农村集体所有的特殊产权制度决定了“不在村地主”的长期存在;第二,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歧视和排斥决定了“人家两分”的广泛存在。这两方面的现实状况可谓利弊兼具。农村劳动力兼业化对增加“农一代”家庭收入、减轻其现代化转型阵痛有积极作用。但是又对农地流转集中,提高农业竞争力具有消极作用。解决问题的关键要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所谓“三权分置”就是落实集体所有权,充分维护农民集体对承包地发包、调整、监督、收回等各项功能,未定农户承包权,充分维护承包农户使用、流转、抵押、退出承包地等各项权能;放活土地经营权,依法维护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各项权利,再流转、再抵押、优先承租、增值补偿。

当前,导致我国农业生产成本过高的关键因素就是农地租金过高。与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土地价格过高。因此,小农仍旧是目前我国耕地的主要经营形态。我国的乡村振兴要建立在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避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农民破产、农户分化,避免大量小农被迫流离失所进城,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体现。

在当前这种小农分化的形势下,发展农业、振兴农村,社会化服务显出关键作用。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就需要一些“新农人”引领。

我国农民的进城之路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在我国,往往是年轻的、有文化又有能力的人先进城,而发达国家农民进城往往是由于土地破产被迫进城。所以,我国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种“精英移民”,沉淀在农村务农的农户大多质量不高,未能抓住工业化城镇化的机遇,年轻人的离村也就加剧了农村老龄化。寄希望于农户间的自发流转,把土地流转给留守农村的农户,这些留守农户自发成长为适度规模经营的专业农户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外出务工人员的精英返乡,未来的劳动力要呈现双向流动的模式,返乡、回乡、下乡成为“新农人”。

未来还要明确一个根本原则,土地是用来种的,是用来生产农产品的,而不是用来换取财产性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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