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以前，我是一名建筑商，建筑行业风云诡谲，常常使人心力憔悴，使我萌生离开这个行业的念头。1996年我回到村里承包了50亩地，想要过上一段真正的农民生活。可不久之后却发现，种地并不是我的强项。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希望通过引进先进种苗的方式取得进展。带着问题我到河北农业大学进行考察，向该校的王文中教授请教，但是在考察种苗的过程中我却进一步发现，要想把地种好真的不容易，于是我开始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而农业机械化就成为我思考后的一个结论。

1998年，我开始着手研究农业机械，思想中引入了设计机器的概念。当时石家庄一带的秸秆焚烧情况十分严重，影响到了公路交通和民航的安全飞行，引起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这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开始研制秸秆还田机。那一年的10月8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在天津武清区召开了秸秆粉碎还田现场演示会，我们自己研制生产的产品登台亮相，有400多人参加。这次演示会肯定了机器的先进性、重要性，1999年开始进行推广。不但能粉碎秸秆，还能进一步粉碎根部。

但是，这台机器的效益在1998年却没有体现出来，农民买回机器一天干不了两亩，机手得不到回报，我们也不懂什么是工艺的先进性和可靠性，也没有动平衡机等试验设备，也不知道试验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麦收前光河北大厂县就一气卖了90多台机器，甚至没有喷漆的也有人要，但到了麦收后大多又因为各种问题被拉了回来成为了废铁。到1999年公司已赔进300多万元，这种经历真是惨痛。

但我们还是没有放弃。一方面，对秸秆还田机进行改进，增加功能；另一方面，在秸秆还田机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一块新领地——单行玉米收获机。但是在这期间，我们又遇到了重重阻碍，如玉米的行距问题、秸秆的粗细问题、玉米品种问题、技术改良问题、机器作业的可靠性问题等亟待解决的实际难点，这些问题主要还是依靠专家和技术人员来解决。这个阶段，公司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压力，由于连年的亏损，公司股东开始产生质疑。到2000年底，公司只有10台单行玉米收获机出厂，而这三年来公司亏损共达500万元。

2000年前，公司当时的股份划分是这样的：合作的大股东占50%，我占35%，还有一位王教授以技术入股占15%。到了2000年底，公司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持续亏损严重，大股东要求撤股，但当时企业的现金流不能支付大股东的股份折现，需要我与王教授自己掏钱支付。由于王教授经济能力有限，于是我就与大股东商量，由我代王教授出他的那一部分。到了2001年初，重新划分股份，各项手续到位之后，原大股东的股份转让，由我接收，把股金也先付给他了，然后我就成为那时一直亏损的富康公司的董事长。

2001年初，我越来越意识到产品的适应性问题是制约技术改进的“瓶颈”问题，如地域的适应性、籽粒饱满度、玉米收获时间等问题必须依靠技术来解决，我就更加深入思考如何改善机器的技术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也客观地对如何搞农机提出了评价。

当时我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的林树柏先生探讨了投身农机所具备的4个条件，它们是知识、财力、悟性和耐心。而这耐心指的是等待农机产品赢利的时间。他为我提供的耐心标准是，在有行业基础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三年，而没有行业基础的条件下则至少需要五年。当时他的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一些鼓励。

实践多了，我也渐渐看出了玉米机收中的一些名堂。试验中发现，技术上的难题是出在行距上，在河北保定地区适用的机器，到承德一带不一定适用，在山东德州地区适用的机器，到章丘一带又不适用，山东省套播、点种各种方式都有，无规律可言，形成了行距制约。在2001年的一次套播玉米机收的现场演示会结束后，我立刻钻到玉米收获机底下仔细观察，发现分禾器的一侧被磨得锃亮，不太正常。细细琢磨原来是部分玉米秆只与分禾器进行摩擦接触，没有进摘穗辊植株就被推倒了。这一现象使我突然来了灵感，我当时的想法是，是否能在玉米收获机上加一个装置，用它来改变玉米自然生长状态，从而满足玉米收获机的要求，在分禾器之前将玉米强制拉进，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强制喂入；又在摘穗台上增加了一根杆，将进入分禾器的秸秆扶正，这就是扶禾装置。这一措施从两方面配合，很好地解决了玉米收获机不对行的问题，大大提高了玉米收获机的作业效率。这就是后来在申报国家专利时的创新点“强势加复合。”

这样一个偶然的创意带给了我在当时情况下的一丝曙光，我又重新找回了信心。但只有创意是不够的，机械制造还要具备工艺上的稳定性。2001～2003年，是公司固化产品的三年。这三年也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公司要发展，有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第一要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第二要有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第三是公司内部的统一性，也就是对公司权利的掌握问题。

这一阶段在资金问题上，富康的道路也比较曲折。2003年底时，想要产业化，但资金不足，无法启动，天津市农机局给富康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协助联系天津科技发展投资公司，使其为公司投资100万。由于引进了他方投资，我也曾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公司董事长的位置。2003年底，公司又亏损100万元。

到了2005年，公司在重新规划后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公司产销玉米收获机近300台，对公司的组织管理能力、产业规划和售后服务提出了新要求。2006年，天津科技发展投资公司又投入了350万元，用于购置模具和生产设备。

同年9月底，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农业装备与工程技术分会在山东举办了玉米收获机作业效果综合测评活动，富康公司的主打机型——悬挂式“4YW-Q型全幅（不对行）玉米收获机”以其作业效率最高（14.96亩／小时）、可靠性最高（故障率为0）、油耗最低（0.82千克／亩）在参加测评的15家玉米收获机生产企业的21种机型中脱颖而出。

2006年的12月24日，我又重新成为富康公司的法人代表。而在资金方面，由于国家加大了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对那些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型科技企业，给予了专门的扶持。天津市选择了十家企业加以扶持，而富康公司位居十家之首。在2007年6月29日，该项目的支持资金1500万元就已全部到位。与此同时，富康公司与天津市农机推广站共同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的一个课题，不仅给富康公司提供了一定规模的资金支持，也是对富康公司科研开发能力的认可。在这之前，2007年的市场预付款也到账了1000多万元。可以说，富康公司这时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市场的认可和银行的认可，员工的士气受到极大的鼓舞。

2007年，富康公司产销1000多台背负式玉米收获机。公司的效益虽然并不明显，但公司已基本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要求的架构，依靠专家和技术人员主抓研发与销售，在生产上实行外包制。到2007年年底，公司已进入良性循环、有规律、有计划的状态。

这一路走来，富康公司经历了许多锻炼，得到了很多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曾被科技部定为“国家星火计划龙头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全幅式玉米收获机的技术依托单位”，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计划项目，完成了4个国家计划项目的验收，取得了6个新产品鉴定证书和17项专利，也获得过“天津市科技进步奖”等一系列证书。

富康公司一直本着支持农民增收的原则，力求提供价格最优、质量最好的产品。有人可能会说富康公司的产品价格偏贵，但我认为，这其中有一本良心账。我一直要求我们的产品采用优质的原材料，工艺上也决不偷工减料，不但要求机器在“三包”期内的质量问题降到最低，而且尽量减少“三包”期后机器产生质量问题的可能性。

富康公司目前也正在积极研究玉米剥皮机的工艺，我相信，如果背负式玉米收获机能够具备剥皮功能，它就足可以在一定时间段内与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分立市场。在这方面，富康公司已经做好了准备。